橡塑铝箔厂家
免费服务热线

Free service

hotline

010-00000000
橡塑铝箔厂家
热门搜索:
行业资讯
当前位置:首页 > 行业资讯

樊纲中国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至少20年才逆转

发布时间:2021-01-21 17:03:40 阅读: 来源:橡塑铝箔厂家

樊纲:中国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至少20年才逆转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调整收入差距”的分论坛上表示,下一个阶段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收入不均等会进一步拉大。我觉得中国还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的逆转这个趋势。

第七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于9月11-13日在中国大连举行。此次夏季达沃斯年会的主题定为“创新:势在必行”,东方财富网全程直播本次论坛。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调整收入差距”的分论坛上表示,下一个阶段我们有可能会看到收入不均等会进一步拉大。我觉得中国还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的逆转这个趋势。  实录:  主持人Rick Aubry:我们今天来讨论调整收入差距,时间非常短,而我们要讨论的是如此重要的问题,非常感谢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办,我们嘉宾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探讨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同时我们也要说所有的嘉宾都达成共识,我们要郑重的去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提出一些标准化的答案,我们要去研究一下在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上什么解决办法可行,哪些不可行,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简单的来讲我们是如何定义收入不均等的,就是全世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已经是一个全世界共同存在的趋势和问题了,在过去这几年经济衰退时期当中有一些国家是逐步的复苏,而另外有一些国家是逐步的在下滑,还有一些国家它是深陷于危机当中,不管大家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我看来收入差距逆转的趋势依然是没有出现。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这当然是值得庆祝的理由。但是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穷人面临的挑战现在看起来依然还是一个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个小组是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场要讲述一下在解决收入不均等问题上做了什么,我也希望跟大家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欢迎大家提问题。  我们还有社交媒体的机会,大家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来提交意见,提交问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社交媒体的形式来提问,我是这场的主持人,我会主持这个提问,而且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这场讨论。我们这是一场互动式的讨论,所以,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我们今天就是要听取一下正在一线从事这个问题的一些专家是怎么在做,有些地方有成功的案例,有些地方做的不是非常好,各位嘉宾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从樊纲先生开始,在座的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中国在过去25年减贫的人数达到数百万,上千万人,所以,中国在减贫、扶贫方面是全世界做的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各位都知道如果你们来过中国,住在中国就知道中国面临的收入不均等挑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挑战,其中有五千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又有如此多的富人创造出了如此多的财富,你在街上走走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豪华跑车。樊纲先生,您如何看待收入不均等问题,尽管中国在减贫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  樊纲:谢谢主持人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庞大的主题,我觉得中国实现了发展,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人是从传统的农业这个产业转移到了城镇的各个行业当中,我们把这个人群叫做农民工。当农民离开农业,离开土地进入到城市,从事工业各个产业的发展,这个时候这个人的收入就会翻一番或者增长三到四倍,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上亿的农民工他们通过进入城镇地区工作,这样就能摆脱贫困,能够在城市地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我们也只是把一半的贫困的农村人口实现了城镇化,走出了贫困,有70%,80%的人依然还陷于农村的贫困当中。我们可以说是能够把30%—40%的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那就意味着还有70%、80%的农村人口他们在农村生活,他们的收入只相当于农民工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也就是说他们的工资水平总体来说是相对比较低,由于有剩余的劳动力,由于就业有相当大的需求。所以,尽管在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工资水平不断上涨,但是根本上来讲,中国的工资水平依然是非常低的。  大家都知道当工资低的时候,利润就高,蓝领工人的工资低的话,白领工人的工资就会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资本家,有中产阶级的崛起,另外还有30%的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中高收入的人群,有多高呢?他们这些人群的收入是农民工的至少两倍。所以,我们想想这些数据就能看出来。现在情况正在改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是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尽管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荒这种情况,但是这也是代表着社会出现另外一个复杂问题,那就是农民工他很难在城市长期呆下去。在过去他们在一个城市工作几年之后又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种收入的不平等,没有根本性的改善,依然保持不变。所以,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也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部分的问题,在我看来不是太根源的问题,那就是缺少社保,在过去几年社保体制不完善。  好消息就是第一点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继续进行,而且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城镇化,这就能够帮助农民从农村地区走向城市,提高收入。  第二点中国政府,而且整个社会更加重视社会保障,政府越来越为农村地区提供社保方面的补贴和补助,现在我们推出了新农村的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所以,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在过去两年中基尼系数也就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一个系数,在中国基尼系数在下降,从峰值大概是0.49%的峰值跌到现在0.47%,所以,现在这个趋势在扭转,这是一个好的势头,你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是在向好的方向去变化,但是还是不太稳定,中国依然还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我们需要投资教育,需要做很多很多的改革才能完成。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难,像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所以,我们在整个社会的变迁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任务。

张维迎称中移动就是垄断 中移动:微信才垄断  在“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的论坛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裁李正茂说,大家总是给我们扣“垄断”的帽子,其实国内三大运营商的竞争非常激烈,在校园市场的争夺简直是白热化。移动的市场份额大约是三分之二,确实比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垄断。现在谁不用微信,微信才是垄断。  张维迎反驳称,垄断是政府在某些行业不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市场。几大运营商之间不是竞争,而是混战,中国移动就是垄断。  文字实录:  张维迎:我补充一点,你要人家跟你合作,就必须打破垄断。  李正茂:张教授你说出这个观点,我倒觉得可以跟你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在电信行业里面,有许多人老是跟我们扣这顶帽子,说我们垄断,其实我们身处电信行业的同仁都知道,现在中国有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其实我们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大家如果上过大学,或者是有小孩子现在在念大学的话,每年秋季新生入学的时候,在校园市场的争夺,真是白热化,世界其它市场都很少见,这是什么呢?竞争是很厉害的,说它垄断,我们的很多同事、很多员工都不理解,为什么还说我们是垄断。  当然,我还想进一步说一点,我们中国移动在移动用户客户的市场份额方面确实是比较高,大概三分之二的客户份额,三家运营商里面我们是超过一半,三分之二,所以今天在座的很多听众,与会者,我相信也有三分之二是用中国移动的手机,对此我们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但是三分之二并不意味着我们垄断,相反,腾讯微信目前是处在一个垄断地位,在座的有多少人用微信啊?这个比例比我们三分之二的比例要高得多,因为其它产品没有几个能够跟(微信相比),目前来讲,什么叫垄断?这才能叫垄断。  张维迎:李总,你说这个,我不能怪你,我要怪经济学家对垄断错误的定义,所谓垄断是什么?就是政府以某种行政命令法律的办法让一部分人做,不让另一部分人做,这叫垄断,而不是市场上有几个企业,如果允许任何人都可以做电信,中国移动是其中一家,你就是竞争的,不是你把别人干掉就是别人把你干掉,所以腾讯不是垄断的,而你是垄断,你们那几家叫混战,不叫竞争。  李稻葵: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应发展大农业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要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做法就是要发展大农业,把农场都联结在一起,让每一个农场都能够涵盖更大面积的土地、耕地,这是很简单的经济学。  李稻葵同时表示,如果想提高单产量的话,他并不确信把几块农田合并到一块儿就能够提高单产量。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  李稻葵教授,我想问,我是不是犯了把苹果、橘子放在一起比较的错误,但刚才他们谈到了中国农业效率的缺失,因为没有使用现代化的技术,单位农田耕地都太小了,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况,很多产品是通过关税保护本土产业,Posen博士说,必须要为中小型企业融资,这是一个两分法二元,一,小不好,第二,小又是一件好事。我这样讲,是不是把一些经济上的比喻混同在一起了?  李稻葵:  两件事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对于非农业企业来说,毫无疑问,活力是来自于新型的中小型企业,当然,我对于有很长历史的大企业,比如杜邦,谁都比不上,但总而言之,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股市上我们看到中国股市的平均回报率比中国经济的平均回报率低得多,因为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那些老旧的,令人感到枯燥的大企业。  再回到农业这个话题,在这儿有一个细微的差别我们要看清楚,如果你想要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做法就是要发展大农业,把农场都联结在一起,让每一个农场都能够涵盖更大面积的土地、耕地,这是很简单的经济学,但你要想提高单产量的话,我并不确信,是不是把几块农田合并到一块儿就能够提高单产量,这方面我当然不是专家了,因为在中国农业以及日本农业当中,农民是精耕细作的,他们会精心耕种每一寸土地,就像对待金子一样,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单产量非常高,但如果你让他们去做这种大农业的话,可能单产量就下来了。

李稻葵:中国能够承受美联储QE退出影响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中国有很多外汇储备,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缓冲,有很高的盈余,这些缓冲措施能够使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去度过美联储政策退出带来的影响。  李稻葵称,并不是每个经济体都会受到同样的打击,不会像五年前那样大家同时受到打击,要看每个经济体的基本面,比如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些经济体的基本面还不是那么稳健,他们基本面中的缺陷会由于美联储政策的退出而被放大。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  我会给你们两个人安排一场摔跤比赛,接着我们继续往下谈,下一个话题是“增长来源是什么”?  李稻葵:  我坐在正中间,我是来化解他们的争论的,五年前,整个金融世界都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受到了冲击,当然,危机的起源是美国,在接下来的半年中,我们会看到另一轮冲击波的来临,就在这儿,我们已经看到了冰山一角,那就是美联储政策的退出,我参加了杰克森的会议,我能够看到很多新兴经济体决策人眼中的恐慌,我同意朱民博士的观点,并不是每个经济体都会受到同样的打击,不会像五年前那样大家同时受到打击,要看每个经济体的基本面,比如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些经济体的基本面还不是那么稳健,他们基本面中的缺陷会由于美联储政策的退出而被放大。  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经济体,比如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有很多外汇储备,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缓冲,我们还有很高的盈余,这些缓冲措施能够使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去度过美联储政策退出带来的影响,所以金融危机爆发五年以后,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特别是新兴市场世界越来越多样化,但原动力仍然是美联储政策的退出。  张维迎:老百姓吃饭穿衣不是为了GDP数字  在“拉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的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表示,刺激消费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奇怪,老百姓有了钱,他怎么储蓄,怎么投资是他自己的事儿,政府怎么去刺激他?我们不应该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我们不应该定一个目标,7%,8%,达不到了就怎么刺激大家,似乎大家吃饭穿衣都是为了一个数字,这也是人类的弱点,我们经常糊涂了,把手段当做目标,而把目标当做手段,这是我想纠正的一个观点。  文字实录:  张维迎:目前经济学家、政府管理员,包括媒体,大家习惯从消费、投资、出口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我觉得这非常肤浅,也是非常荒谬的,它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路,或者是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思路,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政府集权的角度来看我应该刺激什么来促进增长,这和经济最初的理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类为什么要生产?我们是为了消费,我们为什么要投资呢?投资是为了未来的消费,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减缓一点,投资创造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力,未来有更多消费。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任何投资不能增长未来的消费,也就是不能提高生产率的话,就是毫无意义的,而如果我们能够增加生产率,我们就应该去投资,我们为什么要投资?正因为我们人类不是考虑今天,我们是考虑未来,所以投资一定是对人类未来的关心,和未来幸福的追求相关,而看看现在所有经济学的分析模式,都说今年GDP要达到多少,投资上不去了,上消费,消费上不去了上出口,这样才引起我们要刺激消费。  所以我说刺激消费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奇怪,老百姓有了钱,他怎么储蓄,怎么投资是他自己的事儿,政府怎么去刺激他?你一定要尊重消费本身的主权,他是他最终的决定。  与此相关还有一些错误,这个错误说存钱是坏事儿,只有消费是好事儿,这本身都是非常荒唐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这种凯恩斯主义或计划经济时思考经济问题的出路,我觉得我们永远没有出路,如果我们的政策是架着这所谓的三驾马车,不是刺激这个就是刺激那个,那我们永远不会有好的政策,如果我们的决策不是关心未来,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个国家怎么发展,而是看着今天,每一个指数是多少,那么我觉得我们都不会有很好的前途,所以我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要把很多基本概念搞清楚,我们不应该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我们不应该定一个目标,7%,8%,达不到了就怎么刺激大家,似乎大家吃饭穿衣都是为了一个数字,这也是人类的弱点,我们经常糊涂了,把手段当做目标,而把目标当做手段,这是我想纠正的一个观点。

朱演铭:长期不看好中国市场  在“拉中国向消费型国家转变”的论坛上,熙可集团董事长朱演铭表示,中国政府总是刺激这个、刺激那个,不是完全的市场化。所以我们长期不看好中国市场,在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很好的竞争。比如我不能做中国移动做的事情,我们没办法跟它竞争。  文字实录:  朱演铭:我比较同意张维迎教授说的话,中国政府对于经济总是刺激这个刺激那个,所以我们这个企业长期不看好中国市场,因为我们玩不来,因为我们是用市场化的方式,在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我没办法竞争,我们不能做中国移动,没办法做你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竞争。  朱演铭: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生意更多是国际间的生意,所以我们两头在外,在消费品市场我们两头在外,我们在全球生产,中国也生产一部分,然后向全球出口,真正做到全球化的方式。  这当中我们做的一个生意就是果汁的生意,果汁可以来自世界各地,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水平,然后销往世界各地,这是完全市场化的一个方式,这两年我们开始看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中国市场本土化时我就想我必须得去做垄断行业里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资格就没有竞争的可能性、没有竞争的基准,所以现在中国政府邀请我们到中国来做城乡统筹,做新城市化的发展,这当中我们做的很多方式都是市场化的方式来推动,这当中很少,我也不去要什么政府政策的支持或推动,我觉得这是没有长期、可持续的可能性的,它可能对你这种刺激,或者对你这种支持只是一时的,而不是很长久的,所以消费更重要的还是要去了解终端消费者的需求在哪里,终端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是你要去考虑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在做我们消费的主题,在做我们的生意、业务时,关键我提出来一点是时间的消费,不要是享乐的消费,为什么是时间的消费,想想看今天,我们今天很多人住在北京这个大城市,一天要浪费四个小时在路上,等待的时间是可以大量节省下来的,这些等待的时间需要一个新的城市的设计,有机的,非常科学的进行设计,使得你等待的时间下降,而这些等待的时间一天四小时,如果乘以250天,你是工作的时间,算你250天的时间,然后再乘以40年的时间,一生要损失五年的时间,你的生命要缩小五年,这是目前的城市综合症给你带来的问题。   马蔚华:中企出海失败率高 2011年失败率全球第一  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在“走向全球化的中国”分论坛上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失败率还比较高,2011年中国失败率全球第一,百分之十几;第二效益比较低,百分之二十几还亏损;第三是我们的跨国经营跨国指数才14%,发达国家美国是60%几,新兴市场都有百分之三十几。  他认为,在这个背后体现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缺少一个清晰的战略,有时候仓促出击。  文字实录:  主持人:  谢谢桑切斯的反馈,你可以看到关于投资当中遇到的障碍,规则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相信这是中国的对外投资和国际并购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刚才鼓掌的这位先生,待会儿他想表达的也许是对于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困惑和麻烦。关于中国的资本往外走和中国全球并购问题有很多方面,接下来我想请马行长从招商银行自身的经历,以及你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各个行业的公司在国际化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你这边重要的观点和分享是什么?  马蔚华:  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必然的大趋势,现在也有一些国际上说中国企业都是为了掠夺资源,实际上我们调查的结果,寻求市场机会的远远大于自愿性的并购,英国有一个经济学家邓宁,当人均GDP达到4750美元的时候,走出去是必然,中国过去十年并购还是挺快的,年均增长44.6%,即使去年全球下降18%,中国还增加了28%。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业面临很多的困难,阻力是很多方面的,一个是市场方面的,市场风险,一个是政治这方面的风险。  刚才李若谷和你讨论的基本属于后者,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一个是失败率还比较高,2011年中国失败率全球第一,百分之十几。第二是效益比较低,百分之二十几还亏损,第三是我们的跨国经营跨国指数才14%,发达国家美国是60%几,新兴市场还百分之三十几呢。在这个背后,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有一种大了就要走出去,缺少一个清晰的战略,所以有时候仓促出击。有一年,四川有一个民营公司要收购悍马,最后失败了,这个公司都没有做国汽车,根本不知道汽车是怎么回事,李书福还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人家做国汽车,把中国市场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结果一收购今年转亏为盈,战略不一样。第二是中国的创新,低成本的并购,结果你一低,当地很反感,低价有可能引起当地的反感。  主持人:  有倾销之嫌了。  马蔚华:  另外你也没有竞争力,第三就是刚才所说的文化的问题,对当地制度风险的认识问题,我们当初去美国建分行,我们搞了八年,我们把美国的制度搞得还很清楚,跟联储都交了朋友了,美国建代表处都批,英国随便建,所以我们开始建代表处用了五年,申分行用了三年。  李若谷:  没有我帮忙,到现在代表处也建不了。  马蔚华:  当时若谷是央行副行长,我们俩还共同,今天不能说了,有一个策略,还得动点心眼。搞并购的时候,对准入的问题还得有点智慧。总而言之,我觉得并购是一个大势所驱,中国现在确实加快了,有喜人的地方,覆盖面也多了,现在不光是亚洲,北美也占了不少。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要研究一下走出去的策略,才能持久保持这个势头。

林伯强:成品油价改革相对成功 是典型政府定价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是相对成功的,它的相对成功在于说这个定价基本上还是很典型的政府定价。  林伯强称成品油价格其实跟国内的供需是割裂的,它主要是跟国际的油价联在一起,当石油价格到150的话,中国成品油价格是调调不动了,也就是说中国汽油、柴油价格走到哪一个点是有个限的。  文字实录  记者:林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问。  林伯强:谢谢。  记者:随着西方国家可能武力解决叙利亚的问题,国际油价又在上涨,您对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油价的走势是怎样的一个判断?  林伯强:这边有两个基本点,一个基本点就是经济在向好,经济向好的话就是全球经济样好,中国上个月好像数据也不错,我是从电力数据来看经济数据,八月份的电力数据出来了,看来是相当不错,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的经济可能在向好,如果中国经济向好,外围欧盟和美国也在向好的话,那么这对石油价格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支撑。  叙利亚的问题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短期的因素,就是说最近上涨的比较多,接下来是否上涨,主要看它怎么应对美国,这是一个点。如果它应对得好的话,那么叙利亚这个问题应该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石油价格肯定会稍稍往下走一些,去掉叙利亚的因素,这是第一。  假定如果另外一个做法,假如叙利亚对美国采取另外一个做法,对抗的做法,美国现在是打击,后面这个就很难预测了,我们能看得见的是石油将有一个很快的上涨,很快的上涨再往下走会往哪儿走会取决于这个战场到底有多混乱,越混乱的话,参与的越多,价格走高得越快,但是假定说如果打击是有限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平稳的,那我觉得石油价格会很快的往上走一次,然后再稍微往下跌,因为石油价格目前主要除了基本面在支撑之外,投机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投机这股力量主要还是跟地缘政治,跟目前这种军事冲突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接下来实际上是非常不确定的,但总而言之,石油价格上涨这个压力是在的,因为基本面是向好的。  记者:未来成品油、电力和天然气的价格改革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建议?  林伯强:成品油的价格其实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大的缺陷,现在大家看过来好像还不错,而且以前炒的很厉害,现在不怎么炒了,因为你太频繁了就没得炒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品油价格改革是相对成功的,但是相对成功就现在大家老百姓对这个调已经比较习以为常了,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在每次调价进行评论(的现象)好像没有了,所以老百姓对目前这个成品油价格的趋势,十天、两周一次应该说比较习惯了,这是个好事情。但我刚才只是说相对成功,相对成功的意思是说,目前这个成品油价格其实跟国内的供需是割裂的,它主要是跟国际的油价联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国际要涨到130的时候,国内成品油价格会出现什么情况?其实如果看看2008年我们的经济,当石油价格到150的话,中国成品油价格是调调不动了,也就是说中国汽油、柴油价格走到哪一个点是有个限的,不是没个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机制我觉得一旦说成品油价格走到130以上,我觉得这个机制就很困难了,目前这个机制就很困难运行了,再走到150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没有机制了,因为那时候调不动了,所以这个机制目前对我而言,还是相对成功,它的相对成功在于说这个定价基本上还是很典型的政府定价。  如果是很典型的政府定价的话,中国油价就有个上限,假定说按照这个定价机制就一路改下去,改成是市场定价或者让企业自己翻过去的话,政府尽量把手挪开,后面的危险,这个风险就相对比较小,现在看来我们只能希望国际油价不要再往上涨,再往上涨的话,对成品油价格机制,对现在这个成品油价格机制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成品油。  从其他方面的话,电价不是年初有一个煤电联动嘛,第一次调价应该是明年的一月份,明年一月份这次联动我倒觉得应该是成功的,为什么?因为煤价到目前为止涨幅不是很大,假定说今年我两三个月有一个比较向上的涨幅,仍然不算很大,应该是跌得比较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明年的上网电价可能是往下调,往下调的事情在中国永远没有问题,问题是往上调,所以煤电联动,电力改革,到明年应该是成功的,它的挑战仍然是来自于假如说煤炭价格进一步大规模的上涨的话,那时候才是挑战,所以我现在去判断说这个价格机制到底成功不成功,我只能说到明年一定是成功的,但接下去成功不成功,取决于煤炭价格是否走高,走高多高,这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挑战。  天然气大致类似,现阶段是只对增量,没有对存量,对增量的话,国家发改委是说到2015年,有个时间点,要尽量过渡到把存量都覆盖,就是改革的基本原则,要存量都覆盖。但是我个人感觉有一定的困难,既然留了一个口,弥补这个口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咱们只能朝前看,看政府到底决心有多大,目前还不是很清晰,目前天然气价格,它的原则肯定是对的,而且目前改革比较成功,因为它只是针对增量,没有触动存量,没有触动居心,也就是说他找的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去走。  今后要触动存量,特别是触动居民的话,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确实不知道,所以这边我觉得天然气改革,价改到目前来说应该是成功的,但是这个成功要打很大的折扣,为什么?因为它针对的面比较小。  记者:近期我们看到中石油接连报出很多案件,您认为这个对石油或者对能源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林伯强: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因为它是国企,国企的话就是谁当领导人其实没有民营那么重要,民营比如说一个民营,它的领导人就是灵魂,他倒了的话这个公司可能就不行了,国有的话换谁当领导可能有影响,但是影响没那么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对石油行业,哪怕整个能源行业我觉得影响应该不大,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一回,这个事件,是否说明我们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能源大型国有企业在管理,在企业的内部管理是不是有问题,我理解大家都会觉得是有问题,否则你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案子,对不对。那么好,由于这样子,就有可能触动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今后中国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内部治理会不会来一个质的飞跃?  因为中国以前是以前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不规范到规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一个很大的事故来触动,这不仅仅是公司管理,不仅仅是政治体制、不仅仅是能源体制,包括环境也是如此,比如说海洋环境的污染,一次大事故,它就触动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健全,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质的变化,通常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事故来触动它,我觉得这回这个中石油的案子可能会成为一个触动点,触动今后整个国有的内部,再缩小一点,能源国企内部管理,对一把手的权力平衡,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可能会有个质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有冲击的。  但是前面那个东西,我觉得冲击不大。  记者:关于中国开采页岩气这个,国内争论也非常的多,实际上效果也不是很好,您认为是否应该继续加大这个力度?  林伯强:其实应该这么说,大家应该耐心一些,美国也花了十年,才把页岩气做到今天这个规模,也就是说咱们不应该指望中国那么快,而且中国的情况可能比美国还要糟糕一些,比如说技术是美国的技术,很多人就说美国鼓吹页岩气是想把技术卖给我们,我们觉得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因为他不可能强加给我们,你要不想挖你是可以不挖的,人家,你想挖的话,你需要技术(09:22)那有什么不对,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倒没有什么。  但是中国的环境跟美国的环境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水,水资源,因为页岩气开发要用大量的水,美国是不缺水的国家,中国是极端缺水的国家,这是个很不相同的概念,咱们就不讨论技术了,技术方面美国技术可以在美国用,能不能在中国用,我觉得也许可以,但也许还需要什么东西,抛开技术这个问题,水资源的问题,接下来行业垄断的问题,美国管道是独立的,中国的管道是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美国的页岩气是由无数的小企业做起来的,中国的页岩气我们也希望今后是无数的企业参与,而不是仅仅中石油、中石化参与,如果是无数企业参与的话,今后他们要走中石油、中石化的管道,可能吗?可能做到若无其事吗?这都很困难的。  接下来就是价格体制的问题,比如天然气价格,目前针对增量,以后针对存量,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长,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说整体而言,就是中国有自然资源的问题,有体制的问题等等,所以他的环境跟美国的页岩气的环境很不相同。  但是倒希望说,现在就讲说中国页岩气不行,那我觉得为时太早了,我再重复一遍,美国用了十年,你指望中国两三年就把它干起来,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应该有更多的耐心,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的时间可能比美国要更长一点,但不等于中国页岩气就没有前途了,不能这么说。  记者:谢谢林老师。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